2002年，老闆引進新管理團隊，立即給拐子，自忖這是「沒利用價值」的下場，心中的不平難抑，DIY狀告老闆；卻為假執行繳不出押金，只好再轉戰小額法庭。見審判長一個下午敲卡債和解，把木槌都敲禿了、煩了；最後一庭，時間晚了，見了狀紙卻眼睛一亮，要我不拘泥靠近審判台慢慢說清楚，一件跨海的國際糾紛，由我娓娓道來，展開攻防。
2004年，老闆僱討債公司回擊，已開偵察庭三次，花了半年，進度緩慢，因為株連的同事僱律師幫襯，開庭如連續劇，反反覆覆落落長。「他x的，我這輩子收的第一封存證信函，竟然來自當事人。」我方律師氣急敗壞；因為我解除了他的代理，脫班自行辯護，庭訊進度快了，證物得以快呈，與審判長有著脈動。
2006年，同事反攻；一天，原告被告缺席，證人的我在庭，見文不對題的偵訊和睡眼惺忪的檢察官與書記；結束前，我趨前：「長官，您若想聽整個故事，可否關了錄音和錄影？」驚訝與讚嘆之後，陪誇大人英明。
說文解字而已，余豈好辯哉。
